澳大利亞政經概況(新南向國家之一:澳紐)

編輯: 吳文傑

2017/09/26列印

一、政治概況
澳大利亞政體為責任內閣制，中央設有聯邦政府，地方則有新南威爾斯州、昆士蘭州、維多利亞州、南澳大利亞、西澳大利亞、塔斯馬尼亞州等6州，以及北領地與澳大利亞首都區的2個特別區。國會下設參、眾兩議院，分別設有76席次與150席次。主要政黨包括自由黨/國家黨聯盟（Liberal Party and National Party）、工黨（Labor Party）、綠黨(Greens)與獨立黨(Indepents)等；目前自由黨/國家黨合組執政聯盟為執政黨，工黨則為最大反對黨。
2013年9月自由黨/國家黨聯盟領導人東尼‧艾伯特(Tony Abbott)擊敗工黨總理陸克文，結束工黨近6年執政。嗣後由於艾伯特政府施政出現失誤，導致澳大利亞在貿易、經濟及財政赤字方面表現不佳，民意支持率下滑，於此背景下，2015年9月14日前任黨魁麥肯‧滕博爾(Malcolm Turnbull)連同副黨魁挑戰艾伯特，要求進行議會黨團表決，當晚自由黨舉行黨內選舉，由滕博爾贏得黨魁大位，並擔任自由黨/國家黨聯盟領導人，翌日(2015年9月15日)澳大利亞總督任命其為第29任澳大利亞總理。
總理滕博爾因為政府打算恢復設立監管機構「澳大利亞住宅與營建委員會」，但遭參院在野黨否決，政策推行不順，於2016年5月8日宣布解散國會，並於2016年7月2日舉行參眾議院兩院大選，大選結果為，眾議院中自由黨/國家黨聯盟取得76席、工黨69席，其餘小黨取得5席，參議院中自由黨/國家黨聯盟取得30席，工黨26席，綠黨9席，其餘小黨取得11席。依據澳大利亞憲政體制與慣例，澳大利亞新總理將由國會大選中贏得聯邦眾議院過半席次（76席）的政黨或聯盟之領導人擔任，此次選舉中由自由黨/國家黨聯盟以76席多數取得總理之位，由滕博爾持續連任總理大位。
展望前景，由於自由黨內保守派與中間派歧見益深及參院席次未能維持絕對多數下，使得政府支持度逐漸下滑。2016年9月民調顯示在黨派方面，工黨支持度高於執政黨，然而總理人選則仍以自由黨滕博爾支持度居先。整體而言，下次大選最晚將於2019年11月舉行，就目前政局觀察而言，將會有較高機會換黨執政且可能提前舉行大選。
由於礦業投資潮在2012年達到高峰，澳大利亞現階段正面臨產業轉型困境，執政聯盟現行政策目標為協助產業轉型，為此推行了多項政策，如：公司稅減稅、簽訂自由貿易協定、勞動市場改革、基礎建設投資及研發。未來全球經濟成長及商品價格展望疲軟，將會限縮澳大利亞財政及貨幣政策，導致政府收入成長不振且利率將維持低檔。
二、經濟概況及展望
（一）總體經濟
澳大利亞饒富天然資源，鐵礦、煤礦及天然氣等礦產豐富，農業發達，生化、製藥與資訊等產業實力雄厚，極具經濟發展實力，以往更受惠於中國大陸市場對原物料外在需求殷切，即便是在全球金融海嘯衝擊期間，澳大利亞仍未如多數已開發國家，陷入經濟負成長困局。2016年澳大利亞主要產業以服務業為主，占比達68.2%，工業及農業占比則分別為28.2%及3.6%。
澳大利亞經濟受惠亞洲蓬勃需求帶動，礦業與天然液化瓦斯的大型投資計畫更成為驅動未來澳大利亞經濟榮景的主要動力。澳大利亞礦業產量擴充從投資階段轉移到生產階段已行之有年，商品出口可望成長，加上低利率及澳幣持續走弱，支撐澳大利亞成長的動能。2014-2016年實質GDP成長率分別為2.8%、2.39%及2.47%。
由於2016年第4季房地產及民間企業投資開始反彈成長，加上未來基礎建設投資支出增加，以及民間消費力道隨著就業市場改善而持續增強，IMF預估其在2017-2018年實質GDP成長率分別達3.12及2.999%。
（二）通貨膨脹
澳大利亞在近年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低迷下，2016年CPI年增率由2015年的1.461%下滑至1.301%，展望未來，隨著油價反彈及澳幣維持弱勢水準下，IMF預測2017-2018年CPI年增率分別升至1.976%及2.41%。
（三）財政情況
澳大利亞2014-2016年財政赤字占GDP比率為分別為2.016%、1.73%及1.716%，2016年政府負債占GDP的比率為41.3%，滕博爾政府短期仍將持續維持財政緊縮措施，惟稅收預算目標仍有待加強，中期希望在2020年達到財政平衡，IMF預測2017-2018年財政赤字占GDP比率分別降至1.232%及0.292%。
(四）就業情況
澳大利亞2014-2016年失業率分別為6.058%、6.058%及5.733%。隨著經濟成長改善，企業投資增加，失業率逐漸改善，惟隨著礦業投資潮結束後，在產業轉型階段，政府需留意失業率惡化可能性。IMF預測，2017-2018年失業率分別為5.226%及5.095%。
（五）匯率
2014-2015年底澳幣兌1美元之匯率分別為1.11及1.33。對美國聯準會貨幣政策的緊縮路徑，及中國大陸的經濟趨勢，均影響澳幣走勢。2016年底澳幣兌1美元之匯率為1.34。
（六）對外貿易
澳大利亞為資源大國，原物料出口占大宗，近年貿易帳因商品價格低迷轉為逆差，所得帳亦因採礦盈餘匯出予國外股東，持續呈現赤字，2014-2016年經常帳赤字占GDP比率分別為2.883%、4.732%及2.637%；展望未來，大宗商品價格雖有所回升，但因中國大陸需求減緩，商品出口成長有限，惟礦業產能擴充結束後，礦產產量增加及澳幣貶值趨勢，可望支撐未來出口收入。所得帳部分，國內儲蓄及銀行放款間的差距，以及礦業盈餘匯出，使所得帳將續呈赤字。IMF預測2017及2018年經常帳赤字占GDP的比率分別為2.786%及2.873%。
（七）政府負債情況及外匯存底
根據IMF資料顯示，澳大利亞2016年政府負債佔GDP比重較2015年37.6%增加至41.3%，2015年短債占外匯存底之比重則為10%，2015年外匯存底為670億美元，2015年外匯存底支付進口能力為2.3個月，整體而言，政府負債雖逐漸增加惟尚屬正常，但外匯存底支付進口能力不足。
三、對外關係
澳大利亞為聯合國創始會員國，積極參與聯合國在世界各地之維和任務，其與歐洲、美國及鄰邦紐西蘭間之傳統邦誼及軍事、經貿、文化交流合作關係頗為緊密，亦積極開拓亞太地區國家之雙邊及建立與「東南亞國協(ASEAN)」之多邊合作往來。澳大利亞另頗為關注其週邊南太平洋國家之政經發展，顯以區域性和平之主導角色自居。
澳大利亞政府積極推動與亞洲國家（尤其是中國大陸）之政經合作關係，並以多方洽簽自由貿易協定促進亞太區域經濟整合，近年除陸續完成與日、韓、中之雙邊FTA及「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之洽簽外，亦透過經常性之APEC各項會議及RCEP之逐步洽簽，復以外交暨貿易部「新可倫坡計畫」進一步深化澳大利亞在亞太地區之政經結構性影響力。澳大利亞面對亞太世紀，積極施行各項多面向交流之政經文教政策，加強與中國大陸、日本、南韓、印度及印尼國關係，以期更加融入亞太。澳大利亞對於傳統上之美、澳、紐軍事合作關係仍頗重視，美澳軍事合作在澳大利亞北部達爾文港部屬2,500名美軍部隊，以進一步強化美、澳在亞太地區之同盟關係。而澳大利亞對於歐盟(EU)所推動各項環保科技產業之響應與合作頗為積極，亦在國際事務及和平議題與歐盟方向類似，並與北約組織(NATO)在國際維和行動上緊密合作。澳大利亞面對美、陸在亞太之競合關係，採取與雙方均保持密切關係之政策。澳大利亞在聯合國(UN)、世貿組織(WTO)等國際組織中頗為活躍，積極彰顯澳人關注人權、自由、公平、民主、法治、正義均能普獲落實之精神，並長期、多方參與聯合國在全球各地之維和行動，尤以距離澳大利亞北部海岸甚近之東帝汶戰亂維和部隊派遣，最為關切，澳軍自1999年迄今均為聯合國維和部隊之主力。
2016年澳大利亞主要進口國家依序為中國大陸（24.9%）、美國（12.2%）、日本(8.3%）、泰國（6.0%），主要出口國家為中國大陸（30.3%）、日本（12.3%）、美國(6.4%）、南韓（6.1%）。
四、與我國雙邊貿易
2016年我國對澳大利亞貿易逆差30.02億美元，主要出口項目為機器及機械用具(占17.187%)、電機與設備及其零件(占12.927%)、塑膠及其製品(占10.18%)等。主要進口項目為礦物燃料(占45.126%)、礦石(占19.794%)、銅及其製品(占4.902%)等。
五、評等
由於澳大利亞政府機制強健、經濟富有且強勁、具彈性的貨幣政策、政府負債偏低，整體國家競爭力強，三家國際信評機構惠譽（Fitch）、標準普爾（S&P）及穆迪（Moody’s）對澳大利亞的國家債信評等仍維持3A的等級，除標準普爾展望為負向外，對澳大利亞信評展望均為穩定（Stable），標準普爾認為需留意澳大利亞政府的財政緊縮計畫風險，以及整體負債和房價快速上漲對經濟、財政及金融穩定性展望的風險。
世界經濟論壇公佈最新「2016-2017全球競爭力報告」指出，澳大利亞的競爭力在全球140個經濟體中排名第22位，較上年度退步1名。依據世界銀行公布的2017年全球經商環境報告（Doing Business 2017），澳大利亞在全球190國中排名15名。另依國際透明組織（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公布的「2016年貪腐印象指數（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 2015）」報告，澳大利亞在176個國家或地區當中排名第13名，貪腐問題較少。依據COFACE經濟研究評比，澳大力亞在國家風險評估等級為A2，景氣指標為A1，屬低度風險國家。依據Euler Hermes經濟研究分析，澳大利亞國家評等為AA1，屬低度風險國家。